为什么说：科学技术就是一把双刃箭

为什么说：科学技术就是一把双刃箭

科学技术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科技进步是一首悲喜交集的交响曲。

20世纪的科学技术，在为社会造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方程式”是科学史上伟大的发现，原子核能从此被开发出来了，但是用于战争的原子弹又使人类自身蒙受了多少灾难，破坏了多少文明，使人类遭受了多少苦难。但这并非原子能的错，而是错在人类将它用于战争。

科学技术研究的是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奥秘。有益的科技行为可以造福全人类、全民族3反之，则为锅。所以科学技术亦具有道德责任。当爱因斯坦看到原子弹显示出的巨大毁灭力量时，曾深感痛悔。控制论之父、美国科学家维纳在他的《控制论》一书的序言中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为善和作恶的巨大可能性”，维纳看到控制论存在着“为善”和“作恶”这两种相反的社会作用，但却无法使“为善”的作用都能实现，而把“作恶”的方面予以消灭。为此，他觉得自已虽对这门科学作出了贡献，但却站在一个至少是令人不安的“道义的位置上”。对科技道德责任的关心和争论，是20世纪初期以来科学家普遍关注的话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科技时代现已成为一个伦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重新评价责任和义务在高尚道德活动中的作用，是一个主要的伦理问题。”

生物技术的日益进步，使得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更加锋利。

1973年，美国生物学家伯格，在他的实验室里用DNA连接酶，把两种不同来源的DNA片断相互连接，产生了一种自然界中原来没有的新的DNA杂种分子，这一成就标志着“遗传工程”的诞生。伯格意识到，遗传工程一旦应用于实际，便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诸如改造生物体、创造新物种、制造生物武器或遗传武器等等，为此，他深感责任重大，于是便果断地中止了自己进一步的实验，并于1974年联合美国的其他一些分子生物学家，一致要求在没有确定有效的安全对策之前，暂停某些DNA的重组实验。今天，仍有一些美国生物工程专家认为，生物工程是一项未知的风险，为了避免引起祸害，应该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计划与伦理规范，以暂时阻止那些后果尚未得到确切了解的遗传工程实验。从人类利益出发，选择科研课题的主张，既是一种科技的选择，也是一种科技道德的选择。即使科学家暂时没有意识到这种选择的存在，但与人类休戚相关的科学成果的公布所引起的反响，也会使科学家重新认识这些问题。

1993年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一个以生育为主题的世界学术会议上，美国华盛顿大学遗传工程博士杰里。豪宣布，他们切割被遗弃的人体胚胎进行发育实验，并在体外培养了一段时间。消息一出，举世哗然。翌日，华盛顿大学就接到了250个电话。法国总统密特朗听到后说：“我感到毛骨悚然。”有人还指责杰里·豪的工作将导致买卖复制婴儿的市场出现。杰里。豪没想到这一结果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最后，他只好无奈地表示：“我尊重人们的感情、态度与观点，但我的实验并没有想对人类生命进行重造或者破坏。”

由此可见，科学家的工作不仅是其个人的，也是全社会的。在社会越来越具有科学性的同时，科学也正越来越具有社会性。

《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读后感

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是利弊相随。克隆技术本身将为未来的世界带来巨大的变革，甚至会呈现给我们一个崭新的未来，然而，我们在崇尚科学改造世界的同时，却不能不正视克隆技术尤其是克隆人随之带来的对自然、社会及伦理的影响。 克隆对自然、社会和伦理的影响：正是以多利羊的诞生为契机，世界范围内开展开了一场关于克隆技术，尤其是克隆人的自然、社会和伦理影响的大讨论。下面这种观点带有普遍性，即克隆动物是可以的，克隆人是不能允许的。反对克隆人既是出于科学的理由，也是出于伦理学的理由。我们的伦理学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发展。只有以克隆形式产生的人比有性生殖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才能克隆人。人类社会曾经存在过多种婚姻形式，古代社会的血婚制是近亲结婚的，科学表明，近亲结婚产生的子代基因纯度高，一些致病的隐性基因一旦结合，就会出现遗传的疾病症状，不利于子代的生存。因此，杂交具有遗传优势，现代人普遍禁止近亲结婚。现代的婚姻模式比古代要科学。有性生殖是高等生物区别于低等生物的显著标志。进化史表明，有性生殖明显加速了生物进化的速率，克隆作为无性生殖手段，如果应用于人类，那么必将导致人类基因的纯化，降低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根据混沌原理，人类无法完全预测未来的生存环境，一些在特定条件下有很强适应优势的性状在变化了的环境条件下，可能是导致其灭亡的根据，因此，人克隆人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从技术上看，人类要完全克隆自己也难以实现，这是因为克隆的成功率很低，克隆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染色体畸变和DNA突变，即产生大量的先天残疾的个体。在自然条件下，具有遗传劣势的个体会遭到无情的淘汰。但对人而言，人道主义的原则，现代的医疗技术，能使这些具有明显遗传劣势的人活下来从而导致人类遗传性的退化。即使人类能成功地克隆自己，也将阻塞人与其他物种共同进化的通路，因为遗传突变是生物进化的源泉。从中国的伦理看，人类从总体上克隆自己与中国人的以血缘纽带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价值体系和基本结构形式构成直接冲突。中国人一向以传宗接代、天伦之乐作为人生的首要义务和乐趣，家庭和家族一直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克隆人类会导致家庭的解体，人类不求助于异性即可以产生后代，那么两性之间就不再存在子代血缘纽带关系。如果人类仅仅允许部分人克隆自己或为了自己的目的克隆人，那将对人生平等的价值及由此而建立的社会结构形式产生根本性冲击。从理论上讲，克隆能使个体的遗传基因完全的传递给子代，基因从本质上具有同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如果人人都争相克隆，那么谁来决定哪些人可以克隆?克隆人的标准是什么?此外，假设克隆人问世以后，克隆人的身份问题，克隆人的社会地位、权力问题以及克隆人会不会遭到社会的歧视等问题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克隆对社会观念改变的影响：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确实需要转变观念。我们要转变将传宗接代作为生活首要目的观念，进而要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传宗接代是生物的本能，人类的文明表现在于超越原始本能。一些落后地区，为了传宗接代，往往以换婚、转婚的形式决定子女的命运，导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并导致人口数量的剧增，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城市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的低生育率，和落后地区的高生育率也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尤其是一些明显带有遗传疾病的人口大大降低了人群的遗传素质，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果我们以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我们的价值标准，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以下几点：一是培养疾病基因的后代不仅不利于人类群体的生存，也不利于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二是一旦后代出现遗传疾病，就必须依靠现 代医学手段，借助外源性基因进行治疗以提高生存质量；此外，人类计划建立基因库可保证人类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以利于可持续发展。对于个体而言，克隆带来了相同，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克隆并不排斥多样性。因为克隆的是不同的个体，变异的可能性并没有减少，相反，由于科技手段的介入，我们可制造更丰富的多样性。多样性是一种本来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多样性的。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多样性能够带来天然的极大的稳定性。我们的社会就是由具有各种各样的智慧、素质和体制的人组成，正是这种多样性造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和互补状态。 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看，人类不能仅仅把克隆技术当作满足一时需要的手段和工具将其应用到它所能达到的一切领域，而不顾及人类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必须注意区分研究和应用之间的界限，科学研究考虑的是符合规律性，而技术的运用必须考虑到符合目的性，即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容易滋长人的贪得无厌的欲求，而无节制地滥用技术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只有充分协调好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暂时价值与长远价值之间的关系，把有利于提高人类生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我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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